通常而言，资源的稀缺性与需求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源围绕其价值进行的定价与配置，但在医疗领域之中，药械带有寻租性质的销售扭曲了医疗服务各成分的定价。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与药械重关联的医疗环节占去了医疗全流程中的绝大部分利润，而手术这一医疗行为反而显得有些廉价了。
以上海为例，高值耗材集采前，一台30000块的支架手术，支架费用花去一半，造影等检查费用花去四分之一，剩下的经皮冠状动脉内支架植入术，其标准价格仅为2000元。这样的费用分配机制下，作为服务提供方医生会倾向于将耗材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途径，而非服务本身。
扭曲的配置方案需要纠正。近年来加速推行的药品耗材零差率、集采、国谈、VBP政策通过降低药械价格、标准诊疗路径的方式破除药械虚高、医药服务非标准化的现象，但要完全解决医疗问题，下一步是要让医疗服务的价格等同于其价值。
从这个逻辑出发，2021年9月，国家八部委发布《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后简称《试点方案》），将医疗改革的船头调转至医疗服务定价的方位之上。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等改革后医疗价格骤降，这正是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绝好时机。
总的来说，《试点方案》是希望建立一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主要参与者包含创新生命科学企业、医院、医生三方，患者是其重要影响者。
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形成并非单单对于项目数量和价格水平进行加加减减，更为重要的是，要转变公立医院的激励方式，寻找更合理更精细的医疗方法，并明确医疗服务价格的组成，打破过去医疗各流程间模糊的边界。在具体的内容上，此次《试点方案》将其概括为“5+3+4”。
“5”是指建立涵盖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框架的五项机制：一是建立更可持续的总量调控机制，加强对医疗服务价格宏观管理，平衡好医疗事业发展需要和各方承受能力。二是建立规范有序的价格分类形成机制，对普遍开展的通用项目，政府管价格基准；对技术难度大的复杂项目，政府要“定规则、当裁判”，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三是建立灵敏有度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稳定调价预期。四是建立目标导向的价格项目管理机制，构建内涵边界清晰、适应临床诊疗、便于评价监管的价格项目体系，逐步消除地区间差异，促进医疗技术创新发展和临床应用。五是建立严密高效的价格监测考核机制，强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运行情况评估，构建监测考核评估与医疗服务价格之间的激励约束关系和传导机制，确保价格机制稳定运行。
“3”、“4”则是对已有机制进行维护的支持。3项支撑中，一是优化管理权限配置，使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宏观管理需要。二是完善定调价程序，最大限度用规则代替自由裁量，更好地满足规范有序、灵敏有度的管理要求，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三是加强管理能力建设。而“4”是指统筹推进4项配套改革，包括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改进医疗行业综合监管、完善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投入机制、衔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
新的价格机制强调平衡，而非医院、药企、患者的某一方受益。换言之，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实行集中带量采购降低了医院来自于服务以外的收入，那么对这部分收入进行补偿，最好的方式便是提升医疗服务的价格。具体而言，在保证患者整体治疗费用下行的趋势下，医院可以适当调高门诊、手术等环节的费用，实现医院、患者的双赢。
《试点方案》还强调将技术劳务与物耗分开，使每一个过程能够独立核算、评价、监管。新机制下，监管机构能够通过统一的方式对医疗服务流程进行管理，并能及早发现隐藏其中的不规范行为。
当然，服务价格的提升最好拥有带来新价值的新技术作为调整价格的支撑。为了保证存在高价值的医疗新技术的进入，《试点方案》指出，如果某一技术赋能下的医疗服务能够有效优化重大疾病诊疗方案或填补诊疗空白，监管机构将为相关技术开启绿色通道，帮助其及早进入价格目录。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际引导着诊疗方式重心进行改变：过去患者总是在病情严重之后才去看病，但新体系下，监管机构希望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医疗服务服务，尽可能减少后续的手术治疗。
一位行业人士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探讨，他表示：“国家推动医疗服务价格回归本源价值的最终目的可能并不单一。一方面，药械的高溢价激励医生使用更多的药械，这对医保、患者都是损害，而医疗服务价格机制的形成将改变医生、医院激励机制，推动医生因提供了优质服务而获益；另一方面，早诊早筛大趋势下，国家倾向于通过检查手段的升级，尽可能地在患者患病初期就给予治疗，以无创检查、药物替代后端的手术治疗，从根本上减少手术带来的高支出。”
从这个角度思考，以筛防为核心理念、能够优化现有医疗流程的的肿瘤早筛技术、AI辅助诊断技术是否能够迎来新一步的发展呢？
以结直肠癌肿瘤早筛为例，这一在早期便存在明显症状的肿瘤在患者患病初期便存在明显的粪便潜血症状，但在传统检测手段中，患者通常需要进行肠镜检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肠镜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检测方式，患者出于反感检测方式的心态，可能会拒绝检查，进而导致肿瘤恶化，造成治疗难度的极大提升。
因此，无器械介入、无创的液体活检方式便是一种有效的代替手段，以诺辉健康的常卫清为例，该手段能够通过测试粪便样品中的DNA突变情况，以无介入的检验替代有介入的肠镜检查，有效提高了结直肠癌的检出率。2020年，诺辉健康凭借常卫清获得国内癌症早筛“第一证” ，足以显示其价值。
AI支持下的FFR则是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史长征教授课题组曾在《European Radiolog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A 2-year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computed tomography–derived fractional flow reserve calculated using a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on routine decision-making for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management》的论文，其试验结果表明，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开发的“深脉分数DVFFR”在不增加MACE事件的前提下，可减少72%不必要的冠脉造影。此前美国Heartflow公司也在PLATFORM研究中显示，基于流体力学开发的FFRCT可以减少大约60%不必要的冠脉造影。由此可以看出，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开发的CT-FFR能够更加精准的筛选出冠脉造影的适应人群。
使用了导丝、血管扩充药物的冠脉造影正因CT-FFR的出现而逐渐减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第一张三类证来自于科亚医疗的AI+CT-FFR（深脉分数®DVFFR）。
目前，科亚医疗的CT-FFR一直以进入医疗服务价格目录的方式进行落地应用，且已获批进入全国七个省的新增医疗项目。《试点方案》的落地，也对其战略布局是一种证明。
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如实验而言，通过改善诊疗流程，那就给予了医院提升服务价格的空间。
从某种程度上，医疗服务价格或许为创新生命科学企业寻求商业化的新思路，如果后续更多的AI产品（如肺炎AI）也能通过重塑流程为医院带来收益，那么是否企业通过进入价格目录方式赋能医疗服务，能够将取代过去的招投标，成为未来AI进入医院的主流方式呢？无论哪种方式，都给予了AI医疗创新企业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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