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词语可以形容一个处在风口上的行业？群雄逐鹿、硝烟弥漫。
网络互助就是这样一个行业。从2011年众保模式这个idea萌芽，到蚂蚁集团、美团、百度、新浪、滴滴等一众巨头竞相入局，网络互助这个行业迅猛生长。在行业发展高峰期，网络互助一度到达了“每天都有一家新平台成立”的状态。
数据的表现可以佐证这一盛况。南开大学调研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5月底，我国已有3.3亿人加入网络互助平台，累计互助金规模约92.39亿元，受助人数超过7万。而在2016年，加入网络互助的会员也才不到2000万人。
然而，就在网络互助平台高歌猛进之时，行业的发展态势急转直下。
3月26日18点，水滴官方发布公告称，原互助计划将于2021年3月31日18点正式终止。在此之前，不幸确诊大病的会员，自首次诊断之日起180天内，可继续发起申请，若符合原互助条件，将由平台提供合理赔付。对于用户账户内的余额，平台将从公告日起5日内发起退款。
这是继百度互助、美团互助、轻松互助之后，关停的第四家互助平台。截止目前，国内Top3的互助平台只剩蚂蚁集团的“相互宝”（另外两家是刚刚关停的“水滴互助”和“轻松互助”）。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前行了十年的网络互助行业，迎来了拐点时刻。
这背后，与日趋严格的监管环境有关。去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点名一些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面对挑战，接下来其他平台会关停还是继续？网络互助业务未来还能否重新启动？这些都是行业内外关心的问题。不过，在监管政策还未明朗之前，这些问题都待解。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一个行业能够在市场上狂飙突进多年，必定有其蕴含的价值所在。网络互助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巨头、资本竞相角逐的逻辑是什么？未来又可能有怎样的演变？
接下来，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重新回到网络互助的战场上，去一睹这风云变幻的十年。
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网络互助的出现则是为了让人们在面对重大疾病时，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共担风险。
该模式在国内最早出现在2011年。彼时，曾先后在太平人寿和国泰君安证券任职的张马丁先生创立了抗癌公社（后更名“康爱公社”），意在解决患癌者的医疗费用问题。在公社中，社员为了对抗可能罹患癌症所带来的风险，几万参与者互相约定，若谁患癌，其他人就捐钱帮助患癌者筹集资金，一般为数十万元，平摊费用很低，这样大大缓解了患癌者的经济压力，而没患癌的人则得到了安心。
可以看出，网络互助通过众人交费，形成了一个风险契约池，然后以均摊的方式去保障遇疾病医疗、意外或其他困难的人群。这与传统的保险很类似，只是其依托移动互联网，因此具有用户的进入门槛低（预收费用低至几元）、中间成本低（没有保险公司高昂的运营成本）、具有自传播性（传统保险需要营销）等特点，在模式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到了2014年，康爱公社成立公司，网络互助项目进入实际运营阶段。与此同时，媒体人出身的于亮在当时大火的“众筹”生意里嗅到了商机，他联合5名技术员在北京东北二环的一处胡同房里开始了创业。不久之后，一个名叫“轻松筹”的项目从这个团队手中运营而生。
就在这个时候，政策的东风刮了起来。
2014年，国务院发文鼓励保险业发展提速，其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2015年初，保监会颁布《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希望通过相互保险扩大全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同时丰富国内保险业的市场组织形式。
看到了机会的创业者和资本方们，开始将触角伸入到这个领域。
根据不完全的数据统计，2016年高峰时期网络互助平台接近有200家，很多刚成立的企业都获得了数百万到数千万元不等的融资。有意思的是，因为参与者实在太多，在取名上各种动物和植物纷纷亮相。
获得过融资的网络互助平台盘点（数据来源：天眼查）
也正是在这一年，美团第10号员工沈鹏从美团点评离职，创立了水滴公司。作为公司推出的第一个业务，水滴互助的官方介绍显示，其定位是网络互助社群，为会员提供低门槛、高性价比的事前风险防范服务，所有会员按照平台规则加入社群，互帮互助，共同抵御癌症和意外等风险。
凭借优质的运营能力和产品能力，水滴公司迅速在中国的三、四、五线城市及乡镇市场发展，并在2019年上半年的资本寒冬里，以连续融资超16亿的成绩，成为了行业瞩目的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互助业务也在迅速增长。截至2020年11月，水滴互助已累计救助16000逾个家庭，划拨超17.5亿元互助金。
网络互助所呈现的良好流量表现与优质保险场景，使互联网巨头们也坐不住了。
2018年，蚂蚁集团、信美通过团险切入，推出产品“相互保”（后更名“相互宝”），一个半月时间狂揽2000万用户，并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网络互助平台。随后，京东、滴滴、苏宁、美团、新浪、百度、360、小米等互联网公司纷纷跟进。一时之间，网络互助成为了巨头们竞相“厮杀”的战场。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基于低门槛、普惠的特点，网络互助能够为巨头们进行保险引流，以及触达下沉市场。
经过激烈的角逐，网络互助的市场竞争格局开始成型。其中，处于头部的“三巨头”分别是蚂蚁集团旗下的相互宝、水滴公司旗下的水滴互助、轻松筹旗下的轻松互助。前者的分摊人数已超1亿人，后两者为千万级。
而处在第二梯队的则有美团、百度、滴滴、苏宁、360、壁虎互助、e互助、康爱公社、夸克联盟、众托帮等，参与人数在几十万到千万之间。网络互助项目，一时风光无二。
但是，狂飙突进的背后，网络互助平台的问题也在不断暴露。
时间来到2020年8月7日，百度旗下的灯火互助计划在运营仅300天后宣布关闭。
根据百度发布的公告，灯火互助计划匆匆下线的原因是参与成员人数少于50万。因此，为了保障用户权益，灯火互助计划不得不中止。
从行业面临的情况来看，这并不是百度的托词。要知道，网络互助平台尽管运营成本和用户加入成本偏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的发病率就会逐渐上升，分摊费势必上涨。而这将导致用户的预期和实际分摊水平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引发分摊客户流失。客户的流失又将导致其他成员的分摊成本继续上升，引起恶性循环。
以相互宝为例，该平台的大病互助计划显示，2019年8月第1期人均分摊金额为1.47元，2019年10月第1期上涨至3.01元，而2021年1月第1期的人均分摊额竟涨到了5.28元。
去年12月，相互宝分摊人数首次出现近2%的较大幅环比下滑。
因此，随着时间的后移，人均分摊上涨和分摊人数下滑都是网络互助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不仅如此，网络互助平台还存在夸大宣传、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在市面上，部分平台的网络互助计划处于灰色地带，且存在夸大宣传、信息选择性公开等问题，比如在官网的公示页面没有任何关于质疑和投诉的提示等。
这其实与网络互助平台所扮演的角色有关。在网络互助业务的运营过程中，平台只承担运营与管理的责任，并不对风险进行兜底。因此在实际的获客与赔付过程中，网络互助平台没有意愿也没有动力对用户的健康状况进行严格的筛查。反而可能会因为管理费与分摊总额挂钩以及对获客成本的考虑，而有放松准入与准出的倾向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
另外，互助平台的经营风险也受到质疑。根据财新报道，目前大部分网络互助平台的经营处于盈亏边缘。一般来说，网络互助的管理费用为每期分摊金额的8%，这些资金用于支付案件调查、审核、互助金收支的管理等相关事宜。但是靠着分摊金抽成这一单一费用，很多平台很难进行周转，除非是叠加了后续的商业保险、健康管理服务等项目。这些业务都是头部平台才有实力迅速搭建的。
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网络互助强大的流量效应，使其成为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资金池，并拥有海量的用户信息。而这些，都事关公共利益。
别忘了，将大量资金与用户聚集起来的P2P就是前车之鉴，其在“爆雷”后给社会带来了十分负面的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监管层的信号越来越明晰。
今年年初，在美团互助关停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觉得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和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下一步，我们还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地关注，了解其运行的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面对严峻的形势，多家平台早已在尝试将互助业务正规化。知情人士告诉动脉网，水滴公司无论是入股安心财险，还是与监管层多次沟通，都欲意获得互联网保险公司牌照，但进展并不顺利。
因此，紧随轻松筹的轻松互助，水滴也宣布水滴互助关停。这两家目前都传言在筹划IPO，放弃互助业务也是为了防止其存在的合规问题成为公司上市的“绊脚石”。
以蚂蚁集团去年10月发布的招股书为例，上市风险一栏中明确表示，“如因各种原因相互宝无法满足合规性要求，不适合蚂蚁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继续经营，则蚂蚁集团将剥离相互宝业务”。
也就是说，一旦今年蚂蚁集团再次启动上市计划，相互宝业务也很有可能会被剥离或关停。一旦这种情况发生，“网络互助三巨头”的最后一位或将不复存在。
当然，目前说终局还尚早。这需要继续观察相互宝、苏宁宁互宝、滴滴点滴相互、360互助、众托邦、夸克联盟等现有网络互助计划的后续动作。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国家监管政策越加严格的趋势下，网络互助行业的拐点已经来到。
在水滴互助昨日发布的公告中，提到“为给用户提供更全面、更稳定的保障，将进行服务模式升级，即为用户提供健康保障服务。”其中，水滴互助为会员提供了保障期限为一年的水滴健康保，保费由平台承担，并允诺为会员提供免费在线问诊、体检等健康服务。
其实早在此前的一次演讲中，水滴公司创始人兼CEO沈鹏就表示，“水滴互助一大部分会员是在中国的三四五线城市。”这些用户能意识到社保的保障额有限，但囿于经济状况，价格相对较高的商业健康险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够。因此水滴互助这一类的网络互助计划，就充当了社保和商业健康险之间的补充产品，为这部分人群提供保障。
也就是说，网络互助这种普惠性的产品，承担的作用主要是覆盖更多人群，培养用户使用除社保以外的其他保障产品的习惯。而背后的商业健康险，才是这些平台欲意拿下的“蛋糕”。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健康险原保费收入已超过8000亿元，且预计2022年健康险保费规模将首次超过10000亿，而2025年预计可达20210亿元，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另外，从市场竞争层面讲，网络互助在这一两年也面临劲敌——惠民保。其是在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政府主导、商保承办、自愿参保、多渠道筹资”的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
与网络互助缺乏监管不同，惠民保属于正式的保险产品，其在风险、稳定性及政府背书上做的更好。加之保险公司在投标政府惠民保项目时，都被严格限制盈利水平，因此具有价格优势，这使得惠民保从去年开始变疯狂拓城。截止今年2月，惠民保已覆盖全国近200个城市，参保人数超过2500万人，总保费超过10亿元。
与网络互助的作用类似，惠民保也是作为连接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之间的桥梁存在，互相之间具有一定替代作用。于是基于前述的优势，各大互联网保险平台纷纷加码惠民保，而网络互助在市场中的地位有所下滑。
从这个维度看，网络互助的历史作用已经起到，且市场上亦出现了相似产品。所以无论网络互助未来是在新监管政策下迭代升级，还是被其他普惠保险替代，都已镌刻在我国健康险行业发展的征程中。
接下来，行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更多更好的产品来为我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助力。
最后，我们应当用何种心态面对一个为罹患重病的人们带来了价值，现在却正在远离风口的行业？
虽有遗憾，却又饱含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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