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转化难，如何推进转化创新？中美院士、大学校长、行业资本家们这样说.......

分子诊断、冷冻电镜.....这些基础性研究在精准医学、转化医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转化医学的关键是产学研结合。这其中，离不开资本的参与、产业的推动以及政府的支持。同样，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的进展也影响着资本的脚步，影响着产业发展。

那么，政府、资本、产业、学术界四者这件又该如何配合？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如何消除学术与商业转化的鸿沟？在刚刚落幕的第5届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高端对话上，中美院士、学术界的顶尖科学家们就此展开了讨论。

“长久以来我都有这样的理念，基础研究对转化医学和商业应用非常有帮助，我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恩·亨德里克森这样说道。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是带给我们一些基本的洞见。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商业化就无从谈起，比如HIV的相关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了HIV相关的研究。CD4蛋白的结构被解构，引起了学术界一片轰动。当亨德里克森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时，他的一位同事正在进行HIV的分子学研究。

这些研究为后来进一步的疫苗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研究，后面的商业化行为将溃不成军。”亨德里克森表示。这些基础性研究实现一切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后续的化合物研制、病毒抑制剂和受体都将无从下手。

“这些对于西方的医学界发展非常重要，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和HIV携带者来说也有着重要意义。”他总结道。

“科研、转化医学、产品，这三者本就是密不可分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广州医科大学特聘教授陈凌对此表示赞同。以冷冻电镜为例，以离子通道三级结构，通过冷冻电镜来解释复杂的生物大分子机构，在很多人看来与医药产品距离遥远。但实际上，无论是新靶点的寻找还是原创药物，都离不开这一技术。精准医学和生物医药的关系，基本上是在寻找原始创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前无古人的。

然而，基础研究多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产品转化又多在产业中进行。一个学术、一个商业，这两者的结合往往不尽人意。

“现在很多高校要么在做开拓式创新，要么在做Me-too、Me Better。但企业和高校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没有做那么多市场调研，所以有些研究做的非常有局限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张礼和这样说道。

“对学术界而言，研究、论文是必不可少的。” 陈凌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科研停留在实验室。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让高校很多研究停留在发表文章上，其想法不能被企业接受。企业做的非常快，这就导致了科研和产业两者的脱节。

但如何把实验室中非常好的技术和成果带到工业级产业化呢？张礼和认为，人是关键。一方面，高校在培养过程中应当然学生了解当前医药市场的发展趋势，了解今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也应该有意识的让原始想法和产业界结合起来。

“人才培养上需要注重的，培养出的人才能上、能下，才能既做好当前的工作，又能为今后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张礼和表示。

这或许离不开政府、行业、以及学术界的结合，只有各方协同，才能保证创新人才的持续输出。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制药公司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以前，制药公司往往专注于某一个科目或者某一个领域，如心血管疾病等。但现在，业内的协作已经开启。除了制药公司本身，他们还在积极的寻求第三方、学术界的合作。

“这是非常好的案例。”澳洲Admedus疫苗公司总裁韦恩·帕特森表示。

1998年，在罗氏工作的帕特森第一次来到上海。那个时候，上海政府已经給学术界和医药公司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方面的援助。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生物中心，便是当时在政府的支持下落成。不仅仅是上海，许多国际上重要的生物、商业枢纽（比如波士顿）的形成，都能看到政府与各方的协同作用。

此外，政府对转化医学研究的支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亨德里克森教授正在做的HIV疫苗机器背后生理机制、以及肿瘤相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背后，除了研究人员多年如一日的付出以外，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一点事政府更要紧密的和大学展开合作。” 蒙纳士大学副校长莎萝·牛顿对此表示。

政府不能单打独斗，而大学本身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在过去，大学的重点总是放在基础研究和论文的发表上。“要促进商业化的文化，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创新和技术的商业化上。”她补充道。

牛顿（本文中的莎萝·牛顿，下同）认为，只有在根本上鼓励商业化和创新，在文化上的转变才能从最根本上提升大学的国际竞争力，让更多的人才聚集到一起。

“全世界都在发生这样的转变，比如交流项目。大学生、年轻学者、教授以及行业人士，都可以从中相互交流和学习。”牛顿如是说道。同时她也强调，大学也应该注重国际协作，在政府的帮助下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蒙纳士大学是一所非常国际化的高校，在全球有五个不同的校区。在此之前，蒙纳士大学采用的是相对传统的教学和研究模式。在看到全球国际合作模式的驱使下，他们意识到再当下的环境中，不仅要和全世界的其他大学共同合作，也必须向行业、企业、以及政府敞开怀抱，将更好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长期也来，蒙纳士大学也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牛顿认为，中国拥有全世界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应该以全新的方式合作创新。目前，蒙纳士大学已经与深圳政府携手，在坪山区打造了蒙纳士科技转化研究院（MTTI）。在接下来的15到25年内，他们将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开发和转化、技术筹备等工作，将新的治疗方案和医学技术成果带到中国。

在过往几百年的研究历史中，化学家、生物学家不断地通过设计新结构来创造和发现新药物。化学、生物学都是基础研究，都是新药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尽管人们对药物的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直到今天，人们对药物结构的探索仍然还很欠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张礼和这样说道。

在2017年FDA批准的46个新药中，绝大部分都是生物药物，化学小分子药物的占比非常少。《科学》杂志也曾对此评价，其中的这些小分子药物都是原来发现的，作用靶点也都是老靶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新的靶点药物不多，那所谓的‘重磅药’、‘炸弹药’出现的几率就会变少。”张礼和解释道。

新的靶点该如何去发现？

现有的手段可以发现一些活性点，但并不能明确知道它们是否就是靶点。张礼和认为，在活性点上做进一步基础研究，把对结构进行解析，便有机会在这基础上发现新的药物。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理念，就是把原来没有的分子，通过蛋白降解的方式变成有用的药物。而寻找真正作用的靶点，可以为新药的设计提供坚实的基础。”他继续说道。

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先天的优势——中药是非常好的来源。中药在临床的应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它的活性化合物是什么，人们一直不太清楚。“将两项技术结合起来，从中药里找到活性很高的化合物，将为新药发展打下基础。”张礼和称。

例如，喜树碱是中国医药史上的重要发现之一。这种化合物的毒性非常大，研究人员发现它是一种抑制DNA突破异构化酶的抑制剂。利用这样抑制剂，再通过突破异构化酶的抑制剂，就有可能出现一大类新药。张礼和强调，中药资源为我们寻找创新药奠定了基础。

张礼和所在的国家天然与仿生实验室与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天然药物，二是仿生药物，利用体内正常蛋白、核酸作为研究对象，设计仿生药物。

2017年，实验室利用非天然氨基酸编码技术，对病毒的核酸进行改造，将其传染病毒的DNA和RNA敲除掉，形成了潜在的疫苗。

而在天然药物方面，实验室也跟许多药厂、风投商谈合作。“这是非常良好的互动，在政府的支持、企业的经费下，学校可以把很多概念变成可能性。”张礼和表示。

学校、实验室更多是在做研究性的工作，如果把前端的研究做好，后端的企业就会很愿意接手下一部分的公司。“这样一来，投资机构、企业才能更好的协作。”他补充道。

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陈凌如是说道。

早年间，陈凌曾供职于葛兰素史克上海研发中心。该中心从全球招揽了50多位顶尖科学家。但顶尖的人才来到中国，势必需要一批“高科技工人”，去理解科学家的思维，帮助他们将想法变成现实。

“找‘高科技工人’更困难。”陈凌回忆到。无论是硕士还是学士，他们都是按照学校的理念来培养的，对产业界所知甚少。如何推动药物研发、如何协调药厂和科研项目进展，这些人可能一无所知。

“所以在顶尖人才培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高科技工人的培养’。要把很多年轻人培养为产业发展所需的科技工人。”陈凌表示。

“现在很多高校要么在做开拓式创新，要么在做Me-too、Me-Better。但企业和高校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没有做那么多市场调研，有些研究非常有局限性。”张礼和对此表示赞同。

他认为，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基础科研停留在实验室。要把实验室中好的技术和成果形成产业化，目前看来两者似乎严重脱节。“我们认为人才培养应该把两方面链接起来。”他对此表示，“培养出的人才能上、能下，才能既做好当前的工作，又能为今后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

“只有当基础研究被转化为产品的时候，才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信中利资本总裁陈丹表示。生物医学、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让人类远离疾病。回顾学术界发展，科研人员为人类攻克疾病做出了非常多、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

“这些研究是创新源头。”她这样评价。

一个产品的发展，经历了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在通过医院等渠道传递到普通人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资本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微妙的角色。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学术力量已经能够与国际领先企业、研究机构同台竞技。但在化学药物领域，时至今日也很难找到可以问鼎世界的重磅药物，跟多的人还是在做仿制药。

“生物医学为中国的科研领域开辟了新的战场，中国的科学家、企业在其中做了很多探索。对投资人而言，我们嗅到了这方面的机会。”陈丹表示。从早期科研，到临床试验、产业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风险投资或者PE投资介入。

这样的现象在欧美国家非常普遍，但在几年前的中国是比较少的。生物医学产业的投资周期都相当长，可能五到十年，也可能十到二十年。这一段时间里，前几基本都是在投入，没有产品问世，公司也没有现金流。“这个时候，企业需要大量融资和政府支持，才能让研究推进到可以产业化的阶段。”她这样解释。

国外针对生物医药企业的早期风险投资已经非常成熟，有非常多的资本介入，可以帮助企业迅速进入下一个阶段。但在中国，由于缺乏通过临床I期、II期、III期正确估值的方法，许多风险投资显得比较保守。

“但现在随着生物医药领域学术能力的提高、以及拥有多年制药巨头研发经验的人才归国，生物医药领域诞生了很大一群创业生力军。”陈丹继续说道。当这一群人试图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药品推向市场的时候，他们的路径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再加之管理、监管、批复等工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许多投资机构开始积极进入这一领域。

“尤其是在转化医学方面，许多投资机构都已经开始介入。”她补充道，“科研人员除了在研究上投入，也不要忘记借助外力，资本、政府，都是有力的支持。”

“中国生物科技的早期投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帕特森表示。

“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十三五计划”三个五年计划都在药物进行了很大投入，积累起来可能超过一百多亿人民币。这些投入帮助学校、企业搭建起了研发平台，为今后我国从制药大国到制药强国之路奠定了基石。

而另一面，许多制药企业也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从仿制到Me-too 、Me-Better，甚至Best in Class的转变。今后医药发展的门槛会越来越高，新的药物要审核，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正因如此，产业的发展需要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更好的结合。

陈凌对此表示赞同，“中国生物医药的前景是光明的。目前业界还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也正因如此才充满机会。”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