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方福德：美国精准医学的两个战略意图

7月24日，第二届精准医疗与基因测序大会在北京协和学术会堂召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方福德发表了“精准医学的战略思考——我所理解的精准医学”的主题演讲。以下为动脉网整理的嘉宾观点。

基因组学、基因组生物学、疾病与健康是精准医学生物学基础最基本的骨架。从学术层面上来看，基因组学主要是解决基因组的结构和遗传信息的层面问题，精准生物学主要是做功能和机制，疾病或者健康的状态主要是解决一个表型的问题。特定的分子生物结构和功能与特定的表型（健康的或者疾病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

精准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确定分子型与健康或者疾病表型的对应关系，复杂性状疾病（慢病）涉及表型的多样性，所以存在分子型的多样性，这是精准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精准医学的核心问题是分子分型。

美国主要是做基因（组）学和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它的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主要有两个战略意图：一是构建基因型与疾病表型的关系图，二是实现医学遗传学理论的转型。

构建基因型与疾病表型的关系图

分子分型是拟检测几百万人的基因组测序，构建基因型、单倍型、基因组型与表型关系图谱。最终目标是利用这样的关系图，建立一套新的诊疗体系，除对疾病诊疗外，还包括对个体健康状态进行评估，确定正确的时间节点进行干预，以达到预防疾病，保护健康的目标。这不仅仅是为了治病，还有保护人们健康，预先进行干预的战略意图在里面。在遗传信息明确的前提下，遗传的背景很清楚的情况下，疾病精准治疗体现“四化”原则：个性化、最少化、简单化、阶段化。美国的精准医学还有它的目标与对象是比较有限的，虽然涉及的疾病是多样化，但是有重点地选择一些病例来做。

实现医学遗传学理论的转型

长期以来，在医学遗传特别是复杂疾病的遗传研究里，一直到现在为止主要的还是以莫贝尔（音）理论为指导，这无法应对复杂的疾病。过去做遗传分析，基因测序、基因组扫描等都是在莫贝尔理论指导下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存在一个理论的转型问题。后来提出来rare  variation—common  disease，这可能是环境原因下发生的突变，过去没有办法去构建这样的理论，现在有办法，因为现在有二代测序技术，有深度测序技术，可以来构建这样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上的转型如果成功的话，将是一个很大的理论的突破，对指导复杂性疾病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理论支撑。

美国精准医疗的支撑也是大数据，大数据的支撑条件就是遗传资源、技术平台、生物信息等等。除了疾病的诊、防、治、预后之外，将来要向保健的方向发展。所以有的人来预测，将来某些时间现有的这些医院的模式会慢慢的萎缩，将来健康的门诊、健康咨询的医院会成为主要的医疗机构。这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展望。美国的精准医疗不光是测序，还需要做配套的研究。美国的精准医疗研究主要的中心是确定病因性的变异体，是致病的突变体，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做两方面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需要更多的SNP相关工作，其次就是遗传信息的深度发掘，挖掘更多的信息来支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当病因性变异体确定以后，需要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需要进一步证明了解它的功能和机制，再就是需要向临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