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尼克尔森（Tony Nicklinson）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跳伞运动员，但在一次公务旅行途中，他不幸得了中风。中风引发了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这种病无法治愈，患者意识清醒，但无法行动也不能说话。尼克尔森学会了通过眨眼与人交流，告知人们他正忍受的痛苦。被囚禁在肉体皮囊中，无法逃离，于是他希望早日了此残生。但是，英国禁止协助自杀，尼克尔森的“生存噩梦”只能继续。
死亡令人畏惧，但是，痛苦地活着让许多病人绝望。许多人与尼克尔森一样，想在在医生的协助下，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平静地结束生命。只要行为本身对他人没有伤害，那么他们对人道终结的渴望，就应符合自由社会的理念。本报支持协助自杀合法化。而根据民调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和西欧人也持同样看法。
你可能会纳闷，为什么政府不保障人们安乐死的权利。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某些个人在医生协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国家正在制定法律，或在酝酿中，比如英国。英国上议院正在制定的一部法案中，存在诸多限制条件，但没有理由去反对该法。不管是不是自由派，在面对复杂的道德问题，政治家都应该谨慎行事。而安乐死问题始终会是一个复杂的道德问题。
对协助自杀的反对意见非常强烈。许多人基于道德和宗教原则反对，而有些医生则称这有违他们“不伤害他人”的誓言。反对者还认为，这会使一些敏感的人感到压力，趋向于想让看护者免于重负，甚而被迫选择自杀。还有一种更广泛的观点认为，允许协助自杀会导致滑坡效应，使得更多人选择（或者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一些并不算严重的原因。
支持方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在多元社会，某一种宗教观点不应强加给所有人。那些真正出于道德原因反对的人士可以不参与。医生眼里所谓的伤害病人的行为也可以视为对患者的解脱。而且，医学学生并不一定要立下希波克拉底誓言。最难办的是那些虚弱的病人：他们可能确实会有压力，也正因此要设立强健的心理辅导和精神评估体系，要求数名医生都认同病人精神正常，且行为出于自愿。
随着一些国家放松对协助自杀的限制，协助自杀确实会变得更普遍，还会给放松其它限制带来压力。不过这是很正常的。极少有绝对的道德。当面临两难困境时，社会就划出边界，并允许例外存在。即使是很显而易见的情况，比如禁止杀人，在战争和自卫时都允许出现例外。协助自杀也是如此。每个社会的界限当然也会有不同，界限划在何处也会变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荷兰和比利时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就让协助自杀合法化了，但只有比利时允许患绝症的儿童实行协助自杀。
瑞士的模式更富争议，它对协助自杀的允许范围更广。但在这样一个敏感而具争议不断的问题上，政治家应该反映社会的意见，而不是引导社会的舆论。禁忌是由一国人民创造的；当人民决定要解除禁忌时，变革就能够更顺利。现在，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似乎已准备好解除对绝症患者实施协助自杀的禁忌。应该允许他们决定要再往前走多远。因此，应该采用渐进的方式。
上议院的法案将开创英国历史上关于协助自杀法律的先河，一位想要结束生命的患者需要经过两名医师的评估，并被断定其生命时间不会超过半年，而且还必须自己操作致命药物注射。这一法案帮不了尼克尔森。（2012年被英国高等法院否决自杀的权利之后，尼克尔森拒绝进食，最后死于肺炎。）但是，该法案仍给数千名英国人一年的时间，从尼克尔森所遭受的那种痛苦中逃脱，并逐渐争取公众对进一步自由化的支持。我们希望该法案能够通过。（本文摘编自The Economists 201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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