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有很多事发生。
这一年，黄焖鸡米饭横空问世，价格不足10元，约等于1个比特币。乔布斯因病去世，iPhone完成了从“圆”到“方”的审美迭代。这一年，王兴第三次创业，成立美团，而张一鸣也在一张餐巾纸上勾画出了今日头条的产品原型。
2011年也有很多事还未发生。
还有3年，O药和K药才被美国FDA批准上市，开启PD-1头对头拼刺刀时代。还有4年，互联网医疗将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行业振臂高呼，毕井泉开始执掌国家食药监局，书写创新药元年。还有7年，我国开始实施创新器械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还有9年，科技部召开中国脑计划第一次中心专家会议，将脑科学提升至国家高度。
我们，站在2024年的此刻回顾过去十余年的产业变迁，一切仿佛都有着连点成线般的顺理成章。但如果站在彼时想去看穿迷雾层叠的未来，相信没有人可以拿出同样的坦然。
2011年，IDG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在中国被亲近的称呼为“老麦”的麦戈文先生，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建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截至目前，IDG已经向3所研究院捐赠超过2亿元人民币。
老麦把对前沿基础科学的笃定与信念，交给了时间。
如果要挑选一个时间点作为中国脑科学发展的元年，答案或许莫衷一是。
不过对于清华大学可以确定的是，“百年清华在清华-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2011年成立前，几乎没有进行脑科学研究。”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清华-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院长时松海院士回忆道。
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是这笔捐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理事会及学校的多方运作下，以时松海为代表的诸多海外学者回归国内开启学科建设，依托清华强大的工科土壤，短短数年便搭建起了围绕生物医药、脑机接口、深脑刺激、类脑计算以及芯片开发等研究平台。研究院从最开始的2个果蝇实验室，如今已经拥有20余个独立实验室+10余个相关工科实验室，23名全职PI以及300余名在读研究生与博士后。
2019年，清华大学医学院高小榕教授团队利用脑机接口协助患病12年的渐冻人借助打字系统实现用意念控制机器进行交流。
2022年，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被同学们亲近的称呼为“大语言模型LLM”的李路明院士开发了一款可进行实时蓝牙传输的神经刺激器，是国内首个治疗帕金森病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也是首次实现的基于脑深部核团局部场电位运动信息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
2023年，清华大学医学院洪波教授团队发布了其半侵入式脑机接口NEO的首例临床植入试验患者回复状况，在信号带宽和侵入程度上探索出了全新的平衡，与全球顶尖产品同台竞技。
清华的工科土壤，按下了脑科学的快进键。
而将基础脑功能、脑认知和脑疾病作为研究主线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北京大学，则在分子、细胞、环路、网络逐个升级的层次上，整合了体系内的多学科、多临床中心，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交叉研究平台。
截止目前，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共有34名PI，其中15名来自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10名来自生命科学学院，1名来自物理学院，5名来自医学部，1名来自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名来自未来技术学院。
其中，GPCR（G蛋白偶联受体）探针的发明在全球脑科学领域内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基于此技术路径，北大生命科学院李毓龙教授团队相继完成了“新型可遗传编码神经递质荧光探针的开发”和“通用型嫁接策略开发神经肽荧光探针工具包”。两项成果分别获得了2018年和2023年的“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后者于2023年底发表于Science。
北京师范大学则是倾向于其心理学学科优势，促进神经科学尤其是发展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与脑发育、学习与脑的可塑性、儿童青少年脑功能障碍等作为研究宗旨。
北京师范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共有18名PI，拥有磁共振成像中心、脑电实验平台、功能近红外成像实验平台、脑功能调控实验平台、行为数据采集实验平台、实验动物平台、脑影像数据高性能计算平台7大科研平台，得以实现包括心理学、教育学、认知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神经生理学、神经影像学、神经计算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中国脑科学迅速缩短了与欧美顶尖水平的差距，奏响了黄金时代的乐章，可惜老麦却只看到了第一幕。
2014年3月底，麦戈文因病在加州斯坦福医院逝世，享年76岁。熊晓鸽在陪同了一百余次老麦的中国行后，去美国陪了他最后一段旅程。
“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为你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来赌中国的未来)”
当IDG集团在1993年与上海科委共同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中国最早一批风险投资公司，并连续7年收到IDG中国团队近乎空白的成绩单时，以上便是老麦给到时任亚洲业务助理的熊晓鸽及其团队的信任。
1991年，准备从卡纳斯出版公司离开的熊晓鸽在好友及未来合伙人周全的怂恿下，争取到了和老麦畅谈的机会。亚洲业务助理的offer条件，谈的也是简单直接：“我有一个要求，我要直接向你汇报。” 老麦欣然同意。这便是他给到现任IDG资本董事长熊晓鸽的自由。
之后的故事无需多表。是元老，是霸主，是拓荒者，也无需自证。IDG之于风险投资、之于中国发展、之于全球经济，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老麦所给予的信任与自由，无论是商业还是科研，与他儿时的成长不无关系。
据老麦的姐姐回忆道，上学时的老麦因为晚上熬夜看书，经常睡过头迟到。放学骑车时也经常摔得鼻青脸肿，因为车筐里、车座子上、胳膊底下都是书。一只手抓着车把子还一脸伤，你很难说老麦是个好学生还是个坏学生。
这期间，老麦在图书馆的一角中翻出了刚刚出版的《巨型大脑：或思考的机器》。作者埃德蒙·伯克利在书中描写了机器与脑功能放大的无限可能性。至此，一个小小的齿轮在老麦的脑中开始旋转，并以惊人的传动比在数十年后放大。
书中的故事点燃了老麦对计算机、大脑、人工智能的好奇。凭借高中时一个近乎无敌的游戏机AI机械设计，老麦获得了MIT的奖学金。毕业后他一头扎入出版业务，推出《计算机世界》周刊，并在随后的50余年里领导IDG推出了300余份杂志和报纸，460余个旗下网站，以及200余款移动应用。
即便在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出版业务帝国的掌舵者，但我相信老麦内心里依然对未知疆域的知识充满童真般的好奇心。正是有了这份好奇心，也才能让他天然的对外界给予足够多的信任与自由。
这份信任与自由也延续到了对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的捐赠。
自三个研究院成立以来，IDG保持了捐赠者应有的边界感。资金不以投资为目的，全部用于人才引进与学术交流。除了必要的运营支持外，也并不干预研究院本身的科研工作。向来低调的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自建所来唯一的对外仪式，似乎就是3月19日在吕志和楼举行的纪念麦戈文先生逝世十周年活动。
老麦真的知道基础科研需要什么。
老麦很早便来到了中国。他1980年建立了中国首批合资公司之一，1992年创办的IDG资本也是中国首批风险投资机构。他凭借对中国IT和风险投资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中国官方的认可。他一生来过中国130余次，仅在这条航线上就飞走了整整6个月的人生。
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全球建立了自己的出版帝国，留下了数不尽的现金财富。他作为一个热衷脑科学的普通人，用自己的捐赠推动了一整个学科的边界突破。
所以老麦到底留下了什么？
是前瞻性，是开放性，是专注性。
是对未知领域的前瞻性探索，得以让中国学者在风口来临之际能够迅速放大优势，于世界舞台上平起平坐，不再受制于人。
是对学科交叉的开放性态度，为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能够和而不同，在合作与交锋中推动严谨的科学研究创造了环境。
是对基础科研的专注性坚持，让科学家远离干扰与牵制，去发起向人类终极疆域的一次次冲锋。
在下一个十年之际，我们不妨偶尔停下脚步，在对先驱者的回忆中坚定基础科研探索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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