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C、药物递送、国产替代……你关注的CGT行业问题都讲了

过去几年，细胞与基因治疗（Cellular and Gene Therapy, CGT）产业势如破竹。数款基因治疗产品在国内获批上市，为患者带来福音。与此同时，多家本土相关企业接连获批临床，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进入临床阶段。发展按下加速键的CGT产业，市场竞争极速加剧，多方力量跃跃欲试，亟待进入相关赛道。

与此同时，CGT产业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例如CGT产品的质量和批次一致性问题、高成本和高定价的限制，也促使CGT产品的优化和迭代十分迫切。同时，CMC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设计出好的产品、降本增效、做出有疗效的好药是每个CGT企业的愿景。因此，产业链服务企业、高质量的供应商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力。

近日，由HIEA、行诚生物、翌圣生物、赛赋医药、博瑞策、香港奥星集团、君联资本联合举办，动脉新医药承办，星北·自贸壹号、壹号企业家俱乐部支持的【不用卷，行更远】 CGT产业升级系列·园区行活动第二站，在上海星北·自贸壹号举行。

在最后的全场开放麦讨论环节，鼎新基因总经理刘新星、环码生物COO汤辰翔、跃赛生物COO陈丽娟、安杰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龙，以及主持人行诚生物的商务和市场副总裁，中国药企管理协会MAH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刘肖博士，就《通过CMC协同助力创新企业实现稳健，快速，节省地从IIT/IND到BLA》这一话题，展开了分享。

谈论环节（从右至左依次为）：
刘肖、刘新星、汤辰翔、陈丽娟、顾龙

以下为各位演讲嘉宾的精彩观点总结：

对于药企等甲方企业来说，建立CMC无疑是个系统性过程。对此，刘新星表示，“CMC问题自然是越早考虑越好。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在建立CMC的过程中，‘坑’是无处不在的。面对新兴的CGT领域的CDMO，行业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小坑埋在某些位置等着从业者去踩。但是过去几年CDMO在发展过程中踩过的坑，都是加分项，有助于解决CMC的问题。”

而CGT等新兴产业衍生的CDMO行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需要漫长的等待，陪伴行业的成长。汤辰翔表示：“因为这种新兴的CDMO意味着市场较新、较小。这种情况下，做该领域的CDMO，投入多少，回报多少，都是未知的。环码生物所专注的环状RNA领域，其CDMO产业也很新，能够提供服务的公司比较少，许多东西需要我们自建。”

刘肖则提出疑惑，“其实对于类似的新兴领域，或者是一些全新的靶点、FIC药物等缺乏标的物的领域，有部分投资人对此是持观望态度的。环码生物所聚焦的环状RNA产业也比较新，有些服务是CDMO或CRO无法提供的，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自建的CMC是正确的呢？”

汤辰翔解释：“环码生物本身的科研团队核心技术之一RNA环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内在的驱动力把CMC建好。且公司的独家技术让我们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和优势，我们可以基于此前的积累去持续地优化。此外，环码生物也可以基于这个平台技术，联合产业链伙伴，同时推动多条管线。”

在建立CMC的过程中，企业会选择稳健，快速，节省哪一种频率，将管线从IIT/IND推进到BLA，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对此，陈丽娟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目前这个大环境下，哪个选项能够让初创企业先活下来，那就是最重要的。有些企业通过节省成本活下来了，另一些企业通过快速做出成果拿到融资活下来了，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我的答案是通过节省成本让企业存活，那么有哪些途径可以节省成本？近几年最常见的途径是国产替代。但是国产替代的时机很重要，需要做稠密的工艺计划，以获得可比性研究数据支持申报。总体来说替代得越晚，花费的成本越高。”

刘新星针对这三个特质，则表示，“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我们应该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去判断某一个时间点应该倾向于哪一种发展的特质，没有必要非要在这三个特质里面选取一种。”

在生物医药的发展周期中，许多管线在未上市之前，其企业是无法实现盈利的，对此，刘肖谈及：“企业在盈利之前如何存活？普遍有这三种方式，卖管线、卖技术、融资。”

顾龙从合作交易方面，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释：“初创企业在早期为了生存，首先我们想到的进行BD交易，将产品管线license out。此外，企业还可以选择委托研发或者合作研发的模式，与产业链伙伴抱团取暖，大家共同投入成本、分担风险。除此之外，在运营的过程中开源节流，与互补的合作伙伴共同研发、共享利润或专利，也能够减少一部分发展的压力。”

在CGT领域，除了CMC的建立，其递送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

汤辰翔表示：“不仅仅是CGT领域，在所有药物研发领域，药物递送都是一个难题。只不过CGT领域是将强带电的大分子药物递送到细胞里，其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业界很难通过一个方法、一个体系把这个瓶颈解决掉。所以我个人觉得，在CGT领域，关于药物递送的合作是必需的。环码生物也愿意和各家递送平台开展合作，一起攻克这些瓶颈。”

陈丽娟也表示，“细胞药物的工艺开发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性系统，其专利壁垒较难逾越。我们应该利用自家企业的技术，互相合作，确保生态圈内互助共赢，而不是浪费资源去开发不是自己专长的领域。”

刘新星则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产业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围绕着‘1+1大于2’，即，合作能够创造新的价值，激发新的潜能而开展的。在这个前提下，企业应该基于自身的核心能力，去查补自己需要什么。在医药研发过程中，药物递送仅仅类似于某一个手段或工具，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合适的递送系统开发出可及的药物。所以我们应该围绕药物的特质去寻找合适的递送系统团队。”

刘肖也表达出相似的观点：“我们的目的是成药。在这个过程中，递送技术相关的问题要解决，其他的系统性问题也要解决，才能开发出安全、有效、可及的药物。”

以药物递送相关的合作，衍生到整个医药领域企业之间的合作，顾龙基于过往的案例总结了相关经验：“我觉得这些成功的案例都有相似的特性。首先，合作双方一定要有较强的技术或资源互补优势。就我个人理解而言，需要药物的开发往往需要使用多项相对独立的技术，不同的企业就可以提供不同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从交易结构上看，license out与合作研发其实不太一样。企业license out一款产品，普遍来讲只是会保留部分IP的权利。大部分的合作研发则是双方长期地共同去承担风险和分享收益。”

对于国产供应链问题，刘肖描述了供应商的艰难现状：“我们其实不愿去谈所谓的‘平替’，平替意味着一千块的东西可以花一百块买到。但实际上，许多东西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我们花一百块的价格，就可以达到一千块的商品的及格性能，其实很多企业都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在供应商降低成本，迭代工艺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听到供应商企业讲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的艰难。”

实现国产替代，对甲方和乙方来讲都很困难。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国产替代？对此，陈丽娟表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供应商，我们首先看的是供应材料的质量。其次，如果产品后续需要进行全球范围内申报，还要考虑供应商供货的稳定性。比如将来我们在海外建厂，如何在海外买到国内供应商的材料，这也是一个问题。”

汤辰翔表示：“是否考虑国产替代，成本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只是众多考虑因素之一。我们首先应该关注供应商产品是否能用、好用，以及好用到什么程度。在好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考虑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尤其是耗材相关的供应商，大家会担心一些小的新兴的CGT耗材企业会不会过几年就没了。反过来讲，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在CGT领域，全球的企业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国内的企业有机会去参与CGT领域标准的制定。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工艺，国内CGT企业可以和国产供应商合作，进行特殊工艺的开发和优化，制定出行业标准。”

刘肖也表示，“中国的CGT行业，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引领全球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对于新兴产业的供应商选择，建议要以终为始去选。因为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保证药物的安全和可行，不能在生产一半后，出现产品无法继续供应的情况，特别是在申报期间，这对国产替代企业是个很大的考验。”

从供应方和需求方这两个角度，顾龙提供了一些观点：“从供应方角度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是否有足够的IP保护。今年我至少有三个项目就是法律尽调、财务尽调都没问题，但是IP出现了一些问题。从需求方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担心和国内供应商合作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从协议角度去做约束，同时适当考虑不竞争方面的条款。”

最后，刘肖总结，“不只是CGT行业，整个医药产业目前都存在一些眼前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奉行长期主义，往更远的方向去看。产业链上下游也应该协同起来，一起促进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