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辉：85后新一代科学家创业者，想成为产学研融合的成功案例

忙完实验室的工作，杨辉从位于上海徐家汇核心地段岳阳路320号的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出来，匆匆赶往上海市东北角的富特南路215号自贸壹号生命科技产业园。

杨辉的创业公司——辉大基因(简称，辉大)，就坐落于自贸壹号产业园内，一共两栋楼，大概占地一万平。在过去三四年中，他经常在神经科学研究所和辉大两头跑。一边要去研究所的实验室带博士生和博士后做科研，另一边要时刻关注着辉大基因的研发进度。

今年8月，杨辉的工作重心从实验室转向辉大基因，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初次见面，是在自贸壹号产业园辉大基因的6楼办公室。杨辉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和实验室走廊里拿着培养皿和笔记本匆匆走过的博士生并无两样。创业4年，杨辉身上始终有一种专属于科学家的拘谨气质。

辉大基因刚成立时，杨辉就遇到了科学家创业都普遍会遇到的困难。“我对自己的科研技术很有信心，但是在工业化生产上却没有经验，辉大今天的发展是我们一路摸爬滚打摸索出来的。”

杨辉刚创业时，团队需要面临繁琐的各类事宜，大到公司经营，小到实验室和办公室的装修。好在这些，都交给了一起创业的博士学生姚璇， 辉大现任CEO负责，这让杨辉在辉大初创时期能专注钻研科研技术。

现在，辉大基因一百人左右的研发团队里，有二三十人都像姚璇一样，曾是杨辉的学生。今年辉大设立了创新研究院，重新整合了公司内的核心研发团队。下设7个研究组，分别是DNA工具组、RNA工具组、AAV递送组、LNP递送组、视觉听力组、肌肉代谢组、神经疾病组，覆盖基因药早期研发的全链条。辉大的研发实验室有近7000平的实验空间。

与在研究所实验室不同的是，随着公司研发团队不断扩大，需要对研发方向做更精准的把控，时间紧迫度也不断提高；以前一个实验室只专攻一个方向，现在辉大基因的研发团队相当于一个小型研究所，从基因编辑工具的寻找、进化，再到应用，每个方向都要兼顾。重要管线的推进需要他做决策，在公司经营方面，他也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对于杨辉来说，辉大基因成立4年，已经发布了多项研究成果。今年年底，辉大基因计划进行一个基因替代疗法管线的中美IND申报。这也预示着辉大在基因药物的研发、生产、注册、临床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完成数亿元C轮融资，公司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

创业伊始，杨辉就对标国外基因治疗赛道的领头企业，例如用了七年时间打基础的Alnylam。杨辉从2016年开始打造技术工具，今年刚好是第七年，各种工具基本准备就绪。

科研院所出身来到产业界做转化，一创业就对标国外领头企业，杨辉的理念很大程度上代表85后“新一代科学家创业者”：他们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同时更加重视和全球企业“同台竞技”。

去年5月，杨辉团队通过对微生物大规模宏基因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了两类新的CRISPR/Cas13系统，通过功能实验和工程化改造开发了一套高效率和高特异性的RNA编辑工具Cas13X和Cas13Y2。在今年1月，Cas13X/Y的底层专利正式获美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成为中国首个自主研发且专利可自由实施的CRISPR-Cas13基因编辑工具。

今年8月11日，辉大基因、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杨辉团队又在《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发表了题为“High-fidelity Cas13 variants for targeted RNA degradation with minimal collateral effects”的新的研究论文。研究通过一系列筛选获得了高保真Cas13突变体（hfCas13d和hfCas13X），它们既表现出对靶标RNA的高效降解能力，又显著降低了旁系切割活性，为CRISPR-Cas13系统的安全应用打开了新的大门。

工具效率和安全性的持续优化，寻找最合适的适应症并推进后续临床实验，是杨辉团队目前研发工作重心。

“以前的DNA编辑工具，大家都在用Cas9，但是中国并没有Cas9核心专利。据我了解，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获得了Cas9的专利许可，用于创新药研发。这些势必会成为中国一些药企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底层技术平台Cas13X/Y，完全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不断进行工具优化和管线开发。”

在此之前，围绕CRISPR-Cas技术的专利更多为欧美企业所掌握。据介绍，辉大基因的CRISPR-Cas13X/Y打破了欧美在基因编辑工具领域的专利垄断，也为中国未来基因编辑技术产品开发和商业化推广解决了专利受限的问题。“我希望辉大研发的所有工具都能向全球的农业公司、细胞治疗公司、核酸检测公司全面开放许可通道。”杨辉认为，这是他和团队作为科学家，辉大作为中国企业应有的担当。

据了解，辉大基因近期还会推出自主研发的DNA编辑工具Cas12Max和DNA单碱基编辑工具Base Editor 2.0，同样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在效率、递送和特异性方面都有很大优势。

今年新设立的创新研究院则旨在打造强大的底层基因编辑工具及递送工具，并对新药管线做概念性验证（Proof-of-concept）。据介绍，研究院的目标就是不断提供first-in-class和best-in-class而不是fast-follow的新药管线，能够进入IND申报阶段。

目前共有三个以Cas13X/Y为核心的管线正式进入临床申报阶段。这三条管线不仅是first-in-class的一类新药，也是全球Cas13的第一次临床试验。“今年已经完成3个，未来5年的目标是有15-20个I类新药进入IND申报。”杨辉说。

杨辉读书那几年，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普遍认为，基础研究是阳春白雪，做产业转化就有些下里巴人。

“以前国内做基础研究的人是不赞同创业的。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做科研就一定要聚焦，少考虑转化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即使创立公司，也都偷偷摸摸地干。”杨辉对此有最直接的感触。

而国外的高校、研究院所创业氛围十分浓厚，大多博士后在做出一些成果后，就希望通过成立公司来让技术落地，惠及患者。而且，国外生物医药学术界与产业界紧密相连，资源互动更直接高效。

杨辉博士后就读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剑桥区的肯德尔广场也是全球著名的生命科学创新密集区，乔治·丘奇、张锋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聚集于此，MIT也被誉为产学研结合最成功的高校。《波士顿环球报》曾形象地描述肯德尔广场，“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而MIT就是主动脉”。

那里有完备的创业生态系统，浓厚的创业氛围。杨辉发现，Cell Press这类最好的国际期刊杂志社都在学校旁边，Addgene、Jackson lab这些平台服务机构也离得很近，生物大药企就在方圆一公里内，“我们有个优秀的成果想去兜售或者合作，直接去找他们，而且他们的猎头、商学院的人也会进入各个实验室去了解我们在做的东西。”

资源集成在潜移默化中已经改变了国外科研人员的认知。很多人顺理成章地选择这条路——创始一家企业去做科研转化，资本方会把公司注册、管理、资金、专利、资源、人才、工业体系等都全套配备好，给出优厚的薪资待遇。

可以说，科研-产业生态圈的营造和学界的创业氛围相辅相成。国内生物医药行业要想做到可持续发展，达到国际领先，这二者缺一不可。

杨辉认为，产业转化和基础科研一样有意义，只是研究的目标不一样。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中一部分适合做转化的项目，在产业界同样可以推进，甚至能更快落地，造福社会。

杨辉在采访中多次强调，中国CRISPR技术基础研发能力不输欧美，可以说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短板主要在于转化落地。

“我如果能做个表率，让大家看到在产业界做科研转化的意义与前景，就可以慢慢营造一种氛围，吸引想做转化的人才投身产业界。”至少目前在辉大基因的二三十个博士生和博士后，已经在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投身产业界。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杨辉采用的科学家与资本合作的模式，是国外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但在国内还需要持续推动。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成功的科研转化的创业公司本身就具备改变时代氛围的强大磁场，杨辉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成功案例。

在杨辉等新一代创业者的探索中，产学研的互动也将为行业注入最需要的源头创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