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肠道类器官标准开始，国内早期创业公司如何推动行业标准化？

类器官当前的发展阶段，被认为可类比2014年或者2015年的NGS。类器官鼻祖Hans Clevers把类器官定义为NGD，即Next Generation Diagnosis，相对于NGS来说，NGD更处于一个快速的成长期。

在技术的快速发展前期，标准化和政策红利是重要推力：推进行业标准制定可以帮助提升客户对技术的认可度，而政策放开将能为商业化进一步打开窗口。

类器官赛道中，有很多公司都有产学研转化背景，不乏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出来创业。那么，早期创业公司可以在标准化与合规化推动上做些什么？

从这个问题出发，动脉新医药访谈了国内专注类器官技术的平台型公司丹望医疗。丹望医疗成立于2019年，这家国际类器官鼻祖Hans Clevers院士加盟的公司，一直致力于类器官技术产业化，并发起类器官标准制定。创始人华国强博士自2009年起就在美国纪念斯隆卡特琳癌症研究所从事类器官领域研究，也是国内类器官技术的开拓者。

丹望医疗创始人华国强博士自2009年起，就在美国纪念斯隆卡特琳癌症研究所从事类器官领域研究，经历了学术概念验证到临床验证、产业化应用的过程。

华国强看到，类器官公司想要达到商业转化水平，需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体系，且在培养仪器和鉴定筛选平台方面需要往自动化方向靠拢。因此，丹望医疗从一开始就在自动化与标准化上有所布局。

根据类器官本身的技术优势，目前主要在两大应用场景受大家关注：

其一，在患者来源的类器官临床药物预测场景中，临床疗效的符合度是重要的评价指标。丹望进行了很多临床数据验证，根据临床的敏感度标准，再反推验证在什么样的体系与时间点可以在类器官模型中加药，既能应对临床的急需求，又可以严格控制质量标准。

其二，类器官为基础的药物筛选是另一大应用场景，需要对类器官模型制备的整个链条制定标准和参数，以提高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从临床样本的运输，到临床样本的质量标准，还有样本的制备标准、培养标准，以及做临床试验的一些药物敏感性参数，类器官敏感度的判断，cut off等参数的确定等等，都是类器官标准化所需关注的。

“药企对类器官疾病模型的要求是相当严格：他们非常关注类器官的质量体系，会把数据挖一个底朝天，还会要求提供一些新的数据，比如10代以内疾病模型到底稳定性如何等等。”华国强介绍，丹望医疗也注重标准化自动化设备的研发，据介绍，丹望的第一代高通量原型机已投入使用。

丹望医疗的类器官培养自动化工作站

当然，面对临床端与工业端的顾虑，仅停留在行业内部默认的一些标准是不够的，丹望医疗希望能真正推动技术应用标准化。9月举行的干细胞创新平台大会发布了干细胞领域一系列相关标准，其中就包括陈晔光院士团队和丹望医疗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制定的《人肠癌类器官》《人肠道类器官》团体标准。

文件规定了人肠癌类器官及人肠道类器官的定义、伦理要求、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为患者来源的人肠癌类器官的制备和检测提供了技术支持。

“肠道类器官在所有的上皮组织类器官中是最成熟的，也是国际上临床数据最充分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国家干细胞标准委员会表示了大力的支持，认为新兴技术确实需要标准。”华国强介绍了这一标准的诞生初衷。“为了让标准有更广泛的接受度，我们邀请了学术界、临床医生、病理专家、各大药企，以及国内其他类器官公司共同参与，最后汇总形成了第一个肠道类器官标准。”

在美国纪念斯隆卡特琳癌症研究所期间，令华国强印象深刻的是，药企对类器官等新技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早在2015年，礼来制药等大药企就在和他所在的研究所利用类器官进行药物测试。

海外做类器官研究的几年中，类器官鼻祖Hans Clevers也一直与华国强有深度的合作，并在类器官成果转化应用上达成共识：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应用，涉及到技术相关的研发，与应用相关的实验和相关标准的制定；中国具有样本资源优势，在产业化过程中建成真正能够主导的国际性的标准。目前在国外没有如此大的样本量来支持建立丰富的类器官样本库。

感受到类器官技术的前景与其在中国的潜力，华国强在2015年选择回国，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和肿瘤医院，并与Hans Clevers开展临床试验合作。国内患者入组速度优势非常明显，有近120名患者参与，是迄今最大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肠癌类器官临床试验。拿到临床数据的2019年，华国强正式成立了丹望医疗，之后Hans Clevers也成为公司的首席顾问科学家。

“丹望医疗是一体两翼，核心一体是我们的类器官样本库，叫做Patient in the lab，”华国强对公司的业务有着清晰的定义，“两翼指类器官精准个性化用药指导应用和类器官微流控高通量自动化设备。因为要解决通量的问题，我们的微流控类器官技术研发也比较成熟，水平和美国的Xilis等公司差不多。”

Patient in the lab是丹望医疗的战略重点，计划三年内建成2-3万例类器官，涵盖大部分难治性肿瘤模型。这个样本库中，将包含类器官活体库、临床及相关检测信息，以及算法和分析结果。“这不仅是一个实物库，还包括全面的临床信息，比如用药信息、随访信息，还有耐药性数据、基因突变数据等。我们对样本库有非常高的标准要求，数据质量也更高。”

基于此，Patient in the lab可帮助进行基于类器官特有模型的新药研发、类器官为基础的靶点发现和验证、类器官临床试验、Novel Biomarkers新标志物发现等。

华国强介绍：“Patient in the lab还在建设的过程中，但已经有药企在合作使用。我们也和不同药企探讨样本库的标准，从他们的关注点出发，高度满足药企开发需求。”

除药企外，丹望医疗也与国内外多家知名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复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肿瘤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长海医院等。

学术界永远做最新的东西，工业界永远做最成熟的东西。丹望医疗既拥有前沿技术，也拥有产业化决心，把最新与最成熟的东西“链接”在一起，推动类器官技术的“指数级发展”。

对新兴技术来说，政策松绑是促进发展普及的重大推力。近期的利好消息，莫过于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地通过了FDA现代化法案（FDA Modernization Act 2.0）。法案目标是取消联邦对新药进行动物试验的强制要求，可能在未来几年大幅减少对实验动物的使用。

在新药研发中，某些代谢通路的动物和人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代谢酶，动物模型和人体的差异性会影响数据的桥接，从而导致临床实验成功率下降。

出于成本以及动物伦理的考量，近年来“去动化”讨论与政策不断。不过，虽然动物实验对新型的治疗方案和复杂疾病评价表现出了失灵，比如涉及到免疫、感染、代谢、中枢神经系统等领域的疾病都很难通过动物模型的建立来实现精确的建模，但是动物模型是一个整体，而且建模方式成熟，种类众多，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非临床研究的手段和工具。

这项法案引起了众多讨论，有些声音认为该法案的通过将彻底改变传统完全依赖模式动物进行临床前研究的模式，甚至会彻底淘汰实验动物。

对此，丹望医疗创始人华国强博士表示，应理性看待法案的推出，也就是理解FDA背后的需求。“我觉得这项法案仅仅是把动物实验的强制性取消了，动物实验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挑战，其高昂的价格也间接推高了药物研发成本，有时候动物数据虽然漂亮，但是不一定好用。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手段比如说测序、AI、3D打印，还有类器官，为新药研发提供了更多技术手段。法案的通过，我认为是政策层面或法律层面为类器官等新技术在药物研发流程打开应用的窗口。”

“但是类器官从认可到大规模应用，甚至说真正整合到药物IND申报中，还是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夯实技术，”华国强补充，“类器官技术，顾名思义就是类似器官，因此作为完整的生理系统还是略有欠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类器官和动物模型应该是互补共存的，它们并非对立关系。”

前文所提到的类器官标准的制定与发布是一个积极信号，产业链各方都希望类器官技术能释放更多价值。只有这样，动物实验的可替代性才会更强，人们所期待的类器官新药研发革命才会到来。